曾天雄  范大明  曾丹东

    自近代墨学复兴以后，墨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曾经游历欧美的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号召中国学者应当向西方输出“孔、老、墨学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指出：“今天不但中国而且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向老子、孔子和墨子学习。”自近代开始，墨学已开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被译介和传播到西方，它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中学西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在向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同时还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墨学成为他们介绍的重要内容。根据相关文献记载，1852年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人的天道与鬼神观》中论及墨子的天志和明鬼，这是首次用英语向西方人介绍墨子其人其说，拉开了“墨学西传”的历史帷幕；后来他又在其成名的《中国经典》第二卷《孟子》英译本序言中用三十多页的篇幅讨论了杨墨学说，选译了《兼爱》三章，用基督教的博爱来比附墨子的“兼爱”学说，让“兼爱”的普世价值展现在西方人面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教士研究墨学的成果逐渐增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挪威传教士霍砇出版专著《墨子生平思想简介》（1935年），重点探讨了墨子的宗教伦理思想。近代西方传教士关于墨学译介和传播的出发点几乎都是以传教为立场，主要探讨墨学中的宗教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墨学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工具，正如理雅各所说：“传教士愈能小心翼翼地驱车于夫子墓旁，他们就愈快地置耶稣的宝座于中国人民的心中”。

    二十世纪，随着墨学的大力复兴，来华的西方专家学者大量增多，墨学也进入了西方专业汉学家研究的视野。1922年，德国汉学家福尔克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出版了《墨子：一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该书参照孙诒让所著的《墨子间诂》将墨子全书译成德文，掀起了西方学术界研究墨学的一股风气。1954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介绍了墨学中的测量学、力学和光学等自然科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专门讨论了墨学中的科学方法论。西方汉学家对于墨学的研究到现在还是方兴未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他对墨学作了整体性梳理和阐释，论述了墨学与其他诸子理论的关联性。这些西方汉学家摆脱了近代传教士汉学家宗教因素的影响，以专家学者的视角、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墨子学说，对促进墨学在西方的研究和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于墨学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作出贡献的除了传教士、汉学家外，还有留学西方的中国学人。留学西方的中国学人介绍墨子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首推著名思想家胡适在1919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之发展》（后来多次增补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该论文第一次使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对墨学特别是逻辑理论展开分析，成功地做到了“墨经易解”。1927年，留学美国的梅贻宝撰写英文博士论文《墨子：被忽视的孔子对手》，在1929年又节译了《墨子》等。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将墨子置于中西思想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但忠实地翻译了墨子53篇中的36篇，还增补了胡适书中关于墨学的缺漏。总体说来，中国留学生在向西方译介和传播墨学的过程中，虽然借用的方法大多是西方的，但是保留了中国的语风和墨子的特色。

    从时间跨度和成果数量上来看，“墨学西传”自然无法与孔子、老子、庄子走向世界可比，但是其译介和对外传播所折射出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反映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能够展开对话的普遍意义。

    （本文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湘南学院基地研究成果，有删节。）